我看见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里尔克（奥地利诗人），《旗帜》
互联网代表的是一种新文明、新文化，其特征是：一、对小的事物特别崇拜；二、地下经济，不遵守规则；三、对权威健康的不尊重……预见未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美国新媒体教授），《数字化生存》
看见了哈雷彗星的少年
1986年4月11日，时隔76年之后，哈雷彗星拖着绚烂而神秘的长尾巴，准时地重新出现在地球的上空。在那个早春之夜，世界各地无数少年仰望星空。
在中国南部的新兴海滨城市深圳，一个叫马化腾的15岁初三学生宣称他是全校第一个看见了哈雷彗星的人。“它出现在北斗星的西南，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亮，肉眼不太容易找到。”很多年后，他这样对我说。马化腾当时是深圳中学天文兴趣小组的成员，这也是他唯一参加的课外兴趣小组。
马同学之所以能够找到哈雷彗星，除了他对天文有特别的爱好之外，还有另外的原因：他有比其他同学更高级的“武器”。就在14岁生日的时候，他向家里索要一台准专业级、80mm口径的天文望远镜，那要花他父亲将近4个月的工资。“他当时非要不可。我们不肯买，太贵了，要700多元，他就写日记，说我们扼杀了一个科学家的梦想。他妈妈有一天翻他的书包读到了这篇日记，我俩商量了一下，还是给他买了。”父亲马陈术日后回忆说。
在找到哈雷彗星之后，马化腾拍下了照片，还兴奋地写了一篇观测报告，投寄到北京，结果获得观测比赛的三等奖，得到了40元的奖金，这是马化腾赚到的第一笔钱。从此之后，对天文的爱好一直被保留了下来，他告诉我，“唯一一本从中学开始就一直订阅到现在的杂志就是《天文爱好者》”。2004年，董事会同事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便是一架精美的望远镜模型。
彗星俗称“扫把星”，为怪异之物。早在公元前613年，《春秋》一书就有记载“有星孛入于北斗”，这是人类首次关于哈雷彗星的确切记录。在汉族乃至其他很多民族的预言中，哈雷彗星出现在星群的外阴之间，预示着秩序重构的时期即将到来。
马化腾这一代中国人成长在一个紧张而剧烈变动的时代。
1971年10月29日，他出生在海南岛东方市八所港，父母是八所港港务局的职员。在户口簿的籍贯一栏，按惯例随父亲填的是“广东省潮阳县（旧称）”。他有一个年长4岁的姐姐。
就在马化腾出生前的一个月，1971年9月13日，林彪及其妻子叛国出逃，在蒙古坠机身亡。这一丑闻在中国当代政治史上是一个转折性的事件，它几乎预示着一个封闭时代即将落幕。一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的外交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这两个分别代表了古老东方和新兴西方的超级大国结束了长达22年之久的敌对状态。马化腾5岁的时候，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离开了世界；又过了两年，74岁的邓小平获得实际的领导权，由此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帷幕。
为了吸引外资，务实的邓小平选中远离北京、有开放传统的广东省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1979年1月，宝安县（旧称）南头半岛最南端、与香港隔岸相望的1000多亩荒地被选定为第一个可以进行招商引资的工业区，这便是日后名声显赫的蛇口工业区。同年3月，宝安县改名为深圳市。1980年8月，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被国务院确立为四大特区，在各种优惠政策的刺激之下，大量的国家投资和国际资本被引导到这些南方地区。经济复苏的发动机就这样被强行启动了起来，整个社会在半推半就中走向开放。
马化腾的童年是在八所港度过的，那里是海南岛的最西端，居民以苗族为主。马化腾至今还记得小城里有很多脸上刺了刺青的苗人，他们背着硕大的竹箩，默默地蹲在滴雨的屋檐下。一个人的童年最容易被遥不可及的神秘所吸引，南中国海的海港夜空特别清澈深邃，繁星如织，总能勾起人们无穷的好奇和想象，使人们深感自身的渺小。
为了培养儿子的科学兴趣，马家订阅了《我们爱科学》等科普杂志。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马化腾在其中读到一篇讲述如何用各种镜片制作天文望远镜的文章，就缠着妈妈买了一套镜片回来，动手做了一台简陋的望远镜，这或许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款作品。
望远镜的特点是：焦距越大，视野越小，望得越远。面对远处的未知迷雾，人们很难摆脱短视的袭扰，而只有把焦距拉大并将视线聚焦于一点，方可能稍稍看清真相的某一部分。很多年后，我与马化腾聊起他的这个爱好，他突然说：“互联网是不是很像一个不确定的、正在爆炸的星系？”
马化腾和三个中学同学
马化腾家族所属的潮汕人，在中国的商帮谱系中是十分特别的一支。
潮汕地处东南，远离中原，地狭田少，渔耕为生，民众自古有远航谋生的传统，是少有的海洋性部族。在唐宋时期，潮汕人就是南洋一带最活跃的贸易集团，也是最早接受基督教的汉族人之一。明清时期，朝廷采取禁海政策，潮汕人迫于生计，仍然冒险出洋，《清稗类钞》记述：“潮人善经商，窭空之子，只身出洋，皮枕毡衾以外无长物。受雇数年，稍稍谋独立之业，再越数年，几无不作海外巨商矣。”与中原的晋商、徽商相比，潮汕商帮的官商意识比较淡薄，“重商轻文，重男轻女”是鲜明个性。进入近代，潮汕人在香港和东南亚一带形成了很大的商业势力，出了不少潮汕籍富豪，最出名者当属华人首富李嘉诚。
1984年，13岁的马化腾随父母从海南岛迁居到了深圳。
此时的深圳已赫然成为中国最受关注，也最具争议的标本城市。这年年初，邓小平悄然视察了深圳，并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10月，北京举行新中国成立35周年的盛大阅兵仪式，各省区市均装饰了一辆彩车参与检阅，当深圳市的彩车缓缓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上面的两行大字让很多中国人觉得非常刺眼和不可思议——“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话原本出自蛇口工业区政府门口的一块标语牌，后来，它被定义为深圳这座城市的精神。在中国人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将时间与金钱如此赤裸裸地画上等号。它既违背了两千年来的儒家传统，又与改革开放前的意识形态背道而驰。它以如此充满仪式感的方式呈现在全国人民面前，宣示了一个陌生而新鲜、可以用物质来量化一切的时代正式来临。
对于少年马化腾来说，无论是中国的经济复兴、深圳的崛起，或是潮汕族群的商脉，都是包裹在其生命外部的记忆，它们将慢慢渗透进这个人的躯体和灵魂内，最终构造成一个独特的命运体。
马化腾是初二时转入深圳中学的。那时的他个子只有一米四十一，在13岁的孩子中算是矮小的，所以坐在班级的第一排。同排有一位同学叫许晨晔，也是随在教育系统工作的父母刚刚从天津迁来的。
那年，受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感召，从全国各地来了很多新移民，深圳中学初一年级原本招八个班的学生，后来不得不扩招了两个班。这两个班的学生讲的大多是普通话，而前八个班的则讲广东话——他们自称为“白话”，在那里还有腾讯的另外两位创始人：张志东和陈一丹。张志东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而陈一丹一家1981年就来到了深圳，父亲是广东省汕头市田心镇人，后来成为一家银行的支行行长。
马化腾在初中时的成绩一直在前三名。许晨晔、张志东和陈一丹这些人都学“奥林匹克数学”，只有马化腾参加的是天文兴趣小组。进入高中后，马化腾、许晨晔和陈一丹被分在了一个班里。到了高二，学校又分了一次班，马化腾和许晨晔还在一起，陈一丹则跟张志东在另一个班。
陈一丹回忆那时与马化腾的交往：在高中时，他们一起背圆周率，相互比赛。到了课间，他们就在走廊上面对面地站定，开始轮流背，今天你比我多背两位，明天我比你多背两位，后来大家都能背到小数点后100位。他们还曾经一起集过邮，互相帮着买邮票。
高佳玲是马化腾的高中班主任，在这位数学老师的记忆中，马化腾是一位学习很认真的乖学生：“与同学关系很好，很会团结人，没有旷过一次课，作业本总是很整洁的样子。不过，更深的印象却是没有了。”
到了高中，马化腾的个子突然蹿了起来，很多年后，许晨晔说起这事还有点愤愤不平：“他原来跟我一排的，后来越长越高，越坐越靠后。”隔壁班级的张志东则长成了一个硕壮的小男生，同学们给他起了一个“冬瓜”的外号。
马化腾和他的同龄人是被焦虑统治的一代，他们的人生与他们的国家一样，一直发育在一个巨大的、“不确定的繁荣”之中。在他的中学时期，校园里最流行的一个词语是“时不我待”，老师们以无比急切的口吻告诫年轻人，如今是百年一遇的大时代，机会就像河流里的泥鳅，处处可见，都不易抓获。
大学机房里的病毒高手
1989年，是马化腾考大学的那一年。那年6月的中国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高考在7月7日至9日如期举行，但是空气里弥漫着焦躁不安的气息，几乎所有的家长都希望孩子能留在自己身边。所以那年，深圳高考考生的第一志愿大多填的是深圳大学。马化腾的高考分数是739分（满分900分），高出重点线100多分，按这个成绩本可以进北京的清华大学或上海的复旦大学。
因为深圳大学没有马化腾最感兴趣的天文系，所以，他退而求其次，进入了电子工程系的计算机专业。与他一起进这个专业的还有许晨晔和张志东。许晨晔还跟他分在了同一个寝室。这个班共有36名学生，除了一个保送生，张志东的考分最高，马化腾的成绩排第三。
据讲授计算机汇编语言课程的胡庆彬老师回忆：“马化腾这一届是深圳大学历史上最优秀的一届，生源特别好。他们这一个班，没有人挂过科——这在深圳大学之前、之后都再也没有出现过的。马化腾等人很优秀，基础好，后来做出这样的事业，我一点都不惊讶。就是不创办腾讯，他们也会成为很优秀的人才。”
黄顺珍是马化腾的大学班主任，讲授的课程是计算机操作系统，从留存至今的成绩单上可知，马化腾那门课的考试成绩是86分，黄老师给了总评88分，而张志东的总评是全班最高的92分。黄顺珍讲述了两个细节：“作为班主任，我每周要到宿舍巡视一次，每次去，都会看到马化腾在看书或者做计算机操作。他和张志东等一些同学的家庭条件好，都自己配了电脑。而其他人都在聚堆聊天或者做其他的事。有一次，马化腾交上机实验报告，在写自己名字时，搞了一点小创意，他用软件为自己的‘马’姓设计了一个奔腾形状的字体，看上去很漂亮，然后又在后面手写了‘化腾’两个字。理工科学生很少有这样的创意，这让我直到现在都印象很深。”
与马化腾同一个寝室的许晨晔回忆说：“那个时候我跟他在一起，平时就是背英文单词，早上一起跑步，绕校园跑一圈。有一段时间，他还突然对气功发生过兴趣。”
深圳大学是一所1983年才成立的大学，几乎没有什么传统，它坐落在南山半岛，校园里种植了大量荔枝树，所以也被称为“荔园”。那时，校园外是农田和几座错落筑建的农舍。马化腾和许晨晔在跑步的时候一定不会料到，20多年后，他们能有机会在校园北面建一座39层高的腾讯大厦，从位于顶层的办公室可以日日俯瞰校园，追忆已经逝去的青春。
他们的另外一个同学陈一丹则考进了化学系。在大学期间，陈一丹变得非常活跃，他竞选上了化学系的学生会主席，还是校学生会委员会副主任。毕业典礼上，他被选为毕业生代表发言。“他讲得很激昂，好像毕业就是上前线一样。”马化腾说。
从大学二年级开始，马化腾把很多精力花在了C语言的学习上。这是1972年由美国的丹尼斯·雷切尔设计发明的高级程序设计语言，它具有绘图能力强、可移植性好等优势，并具备很强的数据处理能力，是世界上最流行、使用最广泛的程序设计语言之一。在操作系统和系统使用程序以及需要对硬件进行操作的场合，C语言明显优于其他高级语言。马化腾日后对我说：“我们最终是靠C打天下的。”他还说：“在技术上，我的算法不是太强，那需要数学很强的人才可以。但是我做应用比较强，就是我知道如何把一个产品实现出来。”相对于马化腾，他的同班同学、“冬瓜”张志东则更精于算法。
马化腾在计算机上的天分，很快就显现了出来。
在大学里，对于所有学习编程的年轻人来说，公共计算机机房是较量技术的不二赛场。他们常常在一台计算机里编写一个病毒程序，将硬盘锁死，令别人无法启动，而自己则可以任意地打开，或者，有另外一个高手能够破译出别人设计的程序，这无疑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在同学们的记忆中，马化腾是一个编写病毒程序的高手：“他经常把机房计算机的硬盘锁死，连管理员都打不开。后来只要一发生这样的情况，马化腾肯定是第一个被叫过去的‘嫌疑犯’。”
除了C语言编程之外，马化腾在技术上的另外一个强项是图形化界面的程序编写。
当时的计算机采用的是DOS程序，微软的Windows还没有进入国内，马化腾能够在DOS系统下做出类似Windows的图形化界面。“当时国内还很少有人做这样的尝试，我在书上找到一些基本元素，然后在上面不断搭建，形成了自己的图形化界面技术。”
到了大学四年级，学生们要到一家企业去毕业实习。马化腾去的是深圳黎明电脑网络有限公司，这是当时中国南方技术水平最高的计算机公司。它创办于1990年，是中国第一家以“电脑网络”命名的企业。在中国网络发展史上，它拥有4项显赫的纪录：最早的电脑网络通信系统集成公司，最早应用数字数据网络和帧中继技术的公司，最早在异步传输网络上实现图像、语音和数据综合传输应用的公司，以及中国证券电脑网络的首创者。它曾经是中国最大的电脑网络设计和主要建设单位，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的电脑自动撮合网络交易系统便是由其设计完成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股票市场如火如荼，成了财富聚变的巨大游戏场，黎明网络公司也因此赚得盆满钵满。
在这里，22岁的马化腾做出了他一生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产品。
这是一个图形化界面的股票行情分析系统，马化腾加入了技术分析、函数算法，甚至还自带了一套汉字输入法。他把自己在C语言和图形化界面上的特长统统发挥了出来。为了分析股票买卖双方的心理博弈过程，他还去学习了神经元的知识，以期能预测出股票未来的走向。这是一个看上去非常实用的股票分析软件，使用者可以形象地看到股票行情的波动情况，并进行波段分析。
在当时的股票热潮中，全国出现了难以计数的炒股软件，它们都宣称自己是看得见未来的“水晶球”，马化腾的产品正是其中之一。不过，由于其采用了非常独特且图形化的设计，所以，即便是在程序员云集的黎明网络公司，仍然让人眼前一亮。公司找到这位实习生，提出要购买他的这套软件。马化腾咬咬牙，小心翼翼地开出了5万元的价格，这相当于当时大学毕业生3年的薪水，没想到，对方没有还价就一口答应了。
就这样，马化腾的大学生涯在一款软件的交易中结束了。这4年，他没有担任过任何学生干部的工作，也没有竞选过任何的协会职务。在芸芸的学生中，他只是一个长相英俊、沉默安静、偶尔喜欢在计算机机房里捣捣蛋的理科乖乖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在管理和公共事务的处理上有出众的才能。
润迅公司里的“小马”
1993年9月，马化腾和他的同学们各奔东西。
张志东考到了广州的华南理工大学读研究生，他将在那里继续埋头磨砺自己的算法技术。许晨晔先是工作了半年，然后到南京大学读计算机应用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进入深圳电信数据通信局工作。陈一丹被分配进了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同时在职攻读南京大学法学院的经济法硕士。马化腾则到深圳润迅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当一名软件工程师。
马化腾的求职经历很简单：1993年3月的一天，在黎明网络公司实习时，他到华强北的一家计算机书店淘书，正巧碰到一位无线电专业的同学，他已被润迅录用。同学告诉马化腾，润迅正在招软件工程师，可以去试一下。马化腾就过去了，他向招聘的人展示了自己设计的那个股票行情分析系统，第二天就被通知录用了。
当时，润迅是一家创办才一年的新企业，不过却处在一个爆发性增长的行业——寻呼台服务中。寻呼机就是无线寻呼系统中的被叫用户接收机，收到信号后发出音响或产生震动，并显示有关信息。它体积很小，可别于腰间。寻呼机进入中国是在1983年，到1990年前后，几乎到了“人腰一机”的地步。它的风靡意味着当时的中国实际已经进入了即时通信的时代。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寻呼台的服务费一直高企不下，入网费100元，数字机一年的服务费是180元，汉字机一年是600元。这是一个极其暴利的行业。
在1990年之前，寻呼行业几乎被国有电信公司垄断，后来才渐渐向私人开放。润迅的两位创办人都有很深厚的电信从业背景。他们先是创造性地推出了内地与香港的跨境寻呼业务，很快在深圳市场上站稳了脚；之后又率先推出全国卫星联网、秘书台等一系列服务，公司迅速成长为中国南方最大的寻呼台服务企业。极盛时，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并进入恒生指数，年营业额高达20亿元，毛利超过30%。
马化腾在这家传奇性的企业里一直工作到1998年年底，见证了它兴衰的全部过程。他刚入职的时候，在研发部门写寻呼系统的软件程序，月薪为1100元；后来转到业务部门，参与各地的寻呼台建设，从寻呼系统的开发到发射器安装，负责软件编写和网络实现，月薪也渐渐涨到了8000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