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4章 皇帝的狗腿子又要搞事情了！（2 / 4）

也分很多种。

其一，入股合作与挂靠。

勋贵家族并不直接出面经营船队，而是以‘干股’的形式，在走私商人的贸易中占有一份利润。

作为回报，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确保地方水师、巡检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在遇到查缉时能出面摆平。

民间商人的土地、财产‘投献’给勋贵或官员，自己则成为其名下的管家或仆役，这样他们的商业活动就披上了一层‘勋贵家产’的外衣，地方官不敢轻易查抄。

商船打着某尚书、某国公的旗号，便可畅通无阻。

其二就是直接出资，然后幕后经营。

一些勋贵和官僚家族利用手中积累的巨大财富，直接作为走私贸易的资本。

他们提供资金，委托亲信或家奴去组织货源、建造海船、与外商接洽。

利润的大部分则流回勋贵手中。这种方式风险更低，也更隐蔽。

其三，控制口岸，收取‘规费’。

在重要的走私港口，如福建的月港、厦门的料罗湾、广东的南澳等地，实际的控制权往往不在朝廷手中，而是在地方豪强与官绅结合的集团手中。

他们向所有在此停靠、贸易的走私商船收取‘泊船费’、‘保护费’，这成为一种公开的、半制度化的敛财手段，虽然没有直接走私赚得多，但胜在稳定。

总而言之，明末南方的走私活动，绝非零散无序的民间违法贸易，而是一场由南方勋贵、世家大族深度操控，甚至与地方官府形成隐秘利益勾连的半制度化资本积累运动。

从福建月港的海商集团常年借“朝贡”名义走私生丝、瓷器，到广东香山澳的葡萄牙商人通过贿赂地方乡绅获得贸易特权，这些活动早已超越“违法”的性质。

勋贵阶层利用政治特权为走私船队提供庇护，世家大族则凭借宗族势力垄断货源与销路，部分地方官员更因分润利益对走私行为视而不见，共同构成了一张覆盖生产、运输、销售全链条的灰色网络。

这种规模化、组织化的走私，本质上是明末国家治理体系崩坏的直接映射。

一方面，中央政府因军费匮乏、官僚体系腐败导致国家能力持续下降，既无力掌控东南沿海的贸易通道，也无法遏制地方势力的坐大。

另一方面，朝廷颁布的“海禁”律法在利益集团的集体抵制下沦为具文，法律的权威性与约束力荡然无存，形成“官不举、民不究”的失效状态。

更关键的是，走私背后的利益分配格局，彻底暴露了中央政权与地方利益集团的尖锐对立：中央试图通过管控贸易充实国库、维护统治，而南方勋贵与大族则将走私视为维系家族地位、积累财富的核心途径，双方的矛盾最终演变为对经济资源与地方控制权的激烈争夺，成为加速明末政权崩溃的重要隐患之一！

等薛国观说完这些话之后，他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中间他甚至还喝了三碗茶水。

若没这三碗茶水，估计这老头早就晕过去了，毕竟他年龄实在是太大了。

而在旁边候着的小太监，此时都已经汗流浃背了。

他几乎是哭着给薛国观上茶的，因为刚才那些话他也听到了，但他又知道这些话不是他一个太监能听的，保不齐等会儿太子殿下就会因为要保守秘密把他打死，你说他能不哭吗

同样汗流浃背的，还有一墙之隔的户部尚书倪元璐。

其实早在之前看到薛国观的时候，倪元璐就觉得朱慈烺应该没那么快会召见他，怎么着也得等到薛国观离开之后再召见他。

结果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薛国观前脚刚进去，后脚太监就来传他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