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1章 中国文学的……大排档宣言？（2 / 4）

局限于现实主义，几乎是欧洲18、19世纪文学的粗糙复刻。这当然不能说是‘错’，但毫无疑问忽视了土耳其社会在奥斯曼帝国末期以及瓦解以后，发生的巨大变化。

帕慕克是以一己之力，用他杰出的创作，把土耳其社会的城市以及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带入了文学世界当中，并且成为经典。

他几乎是一个人创造了土耳其这个国家乃至文化圈的现代文学，不仅是在技法上打碎了欧洲中心主义，而且在主题层面上，创造出兼具现代与传统的全新的审美范式，比如‘呼愁’。

如果说凯末尔在制度上缔造了现代的土耳其社会，那么帕慕克就是在创作上缔造了现代的土耳其文学。”

凯末尔被称为土耳其的“国父”，张潮竟然将一个作家和“国父”相提并论，也算是开未有之先河了。

中文系的老师舒琼一时间竟有些恍惚，不由得质疑道：“你这么评价，会不会把帕慕克显得太高了？

他难道比托马斯·品钦，或者约翰·库切还要优秀吗？”

托马斯·品钦是美国作家，约翰·库切是南非作家，在世界现代文学版图里，都算得上是“基石”型的人物。

张潮解释道：“帕慕克是给整个土耳其世界的年轻作家开路的人。他为土耳其带来了从表达形式到思维方式都独树一帜，又臻于完善的文学范本。

这种示范作用和鼓舞力量是巨大的。我敢预言，不久的将来，土耳其，或者土耳其文化背景的年轻作家会一个一个涌现出来，不断冲击世界文学的中心。

因为帕慕克已经把最难的事做了，最大的石头搬开了。”

一个学生好奇地问道：“最难的事？最大的石头？是什么？”

张潮“嘿嘿”一笑，道：“那当然是辉煌灿烂、历史悠久的奥斯曼帝国的文学啊。别忘了，人家也是上承古老文明、绵延数百年的大帝国，经典浩如烟海。

如何面对这庞大到能把任何后继者碾成粉末的遗产，如何处理现代与传统的难题，始终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帕慕克因为搬开了这块石头，差点被保守派送去坐牢，甚至上了激进派的暗杀名单，只能被迫离开家乡。

当然，土耳其的国内倒是有不少他的拥护者认为帕慕克应该回国坐牢，甚至被杀死，这样能激起国际社会重新关注世俗化改革。”

张潮说完，饭桌上的师生全都陷入沉默当中。他们完全没有想到张潮竟然对帕慕克的了解这么全面、深刻，完全不是国内跟风的皮毛报道可以媲美的。

帕慕克去年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向迟钝的中国文学界也是这时候才开始关注到这个作家。

《我的名字叫红》更是第一部被翻译成中文的帕慕克作品，出版于2006年8月，到今天也才半年多年。

当所有人还沉迷在帕慕克天花乱坠般的繁复叙述技巧中时，张潮竟然已经开始关注帕慕克的文学史价值，这种敏锐足以让国内绝大部分的研究者都汗颜。

尤其是张潮说完这一切，还一副“不就是应该这样吗”的样子，让人又羡又恨。

其实不是张潮有意要炫耀，因为这在10年后，帕慕克已经被研究烂了，他说的这些结论并没有特别之处。

但是在2007年初，就堪称石破天惊了。

不过这绕了一大圈，和“中国的当代文学是否落后于世界”有什么关系呢？

不一会儿，有人回过味来了，问道：“帕慕克把奥斯曼帝国辉煌的文学传统这块石头给搬开了，为后来者开了路——你的意思是，我们中国的当代文学缺少这么一个人？”

张潮点点头道：“中国的文学传统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