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4章 我不是来救人的（2 / 4）

了该县的中心卫生院。

林景深只提了一个要求：每一次咨询结束后，咨询师和被咨询的医生，都必须共同填写一张标准化的匿名反馈表。

表格设计得极其繁琐，大部分是关于咨询效果的量化打分，看似只是为了项目评估。

真正的杀招，藏在表格最下方那片不起眼的空白区域——“其他需要反馈的意见或困惑”。

前两周，一切风平浪静。

收回的表格上，那片空白干净得像从未存在过。

直到第三周的周五，一张折叠得有些用力的表格被送到了林景深手中。

正面的量化打分中规中矩，但翻到背面，在那片空白处，用一种极力克制的笔迹，写着一句话：

“今天，我有一个病人，她偷偷塞给我一张纸条，求我别让她回去。她说，那个地方会让人忘记自己是谁。”

字迹的末尾，因为用力，几乎要划破纸背。

林景深将这张表格原件抽出，放进一个牛皮纸袋，用火漆封存。

然后，他将复印件装进另一个信封，收件人地址写的是——国家卫健委信访办公室。

信封上没有寄件人信息，没有多余的陈述，只有他用打印机打出来的一行字，贴在复印件旁边：

“请查查，到底是谁在替人‘忘记’买单。”

京城，一场规格极高的闭门政策研讨会在某机关内部会议室举行。

主题是“社会情绪治理与创新模式探索”。

与会者非富即贵，皆是手握实权的地方大员或政策研究的权威。

顾承宇作为特邀的青年企业家代表，坐在角落，全程沉默。

他既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慷慨激昂地探讨“智慧维稳”的前景，也没有对“情绪引导”的技术大加赞赏。

会议开始前，他唯一的动作，是让助理给每一位与会者都赠送了一支包装精美的钢笔。

笔身是磨砂黑，沉甸甸的，很有质感。

众人只当是寻常的会议纪念品，礼貌性地收下。

没人注意到，那冰冷的金属笔帽内侧，用激光蚀刻着一个微型二维码，比米粒还小。

会议中场休息，有人出于好奇，或是不经意间，用手机扫了那个码。

没有跳转到任何公司主页或产品介绍。

手机屏幕亮起，直接开始播放一段经过处理的音频。

音频的背景是一片嘈杂，像无数个声音被强行揉捏在一起。

一个经过变声处理的嘶哑声音响起：“他们说我有偏执型人格障碍，因为我举报了领导。他们给我打针，让我吃药，说是在‘净化’我的思想。”

另一个年轻些的声音，带着哭腔：“我只是在网上说了几句抱怨的话，就被送进‘情绪优化中心’。他们每天让我背诵积极语录，一遍一遍地写思想汇报，直到我写的和他们要求的一模一样。我忘了我最初想说什么了……”

一个又一个声音，来自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地方，讲述着相似的经历。

他们是律师、是记者、是学生、是家庭主妇……音频的最后，所有的声音被合成为一个冰冷而空洞的合声，一字一顿地问道：

“你们管这种悄无声息的死亡，叫做社会稳定？我们管这，叫做窒息。”

会议室里，气氛瞬间凝固。

几个拿起手机的人，脸色煞白，慌忙将手机塞回口袋，像握着一块烙铁。

会议结束后，顾承宇正要离开，一位来自西南某省的代表快步跟上他，压低声音，眼神锐利：“顾总，这东西，你从哪儿弄来的？”

顾承宇停下脚步，侧过头，脸上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了一句，声音轻得只有两人能听见：

“从你们下令删掉的那些录音里，一点点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