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8章 求仁得仁：夫子的抉择（2 / 5）

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卫君辄拒父归国违背“孝道”，蒯聩以子拒父违背“臣道”，二者皆有可议之处。冉有曾随孔子参与齐鲁夹谷之会，见过夫子如何以礼挫败齐国阴谋，此刻却看不清这场父子相残的乱局中，“道”该如何安放。

卫国的乱局是春秋“礼崩乐坏”的典型切片。《礼记?檀弓》记载“蒯聩之入卫也，载其首而归”——后来蒯聩攻入帝丘时，竟将辄的党羽公孙弥牟的首级载于车中示众，亲情早已被权力吞噬。孔子曾说“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论语?季氏》），卫国的“萧墙之祸”印证了他的预见：当宗法制度失去“仁”的内核，礼便成了空壳，最终必然崩塌。

二、子贡问仁：迂回中的智慧锋芒

子贡选择以“伯夷、叔齐”设问，像一位老练的工匠，用最温润的玉石打磨最锋利的刀刃。他深知直接问“夫子是否支持卫君”会陷入两难：若夫子肯定，则违背“孝”；若否定，则可能得罪卫君。这种迂回战术，与《礼记?经解》“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的方法一脉相承——通过类比彰显是非，让答案自现。

子贡的智慧并非偶然。《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他“利口巧辞”，曾代表鲁国出使齐国，“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靠的正是这种“以迂为直”的辩才。此刻他选择伯夷、叔齐，因这二人的故事在春秋时期是公认的“道德标杆”，《诗经?小雅?采薇》便暗咏其“不食周粟”之事，连山野村夫都能道出梗概。

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临终前指定叔齐继位。《史记?伯夷列传》记载：“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二人逃离时带走的只有一箪一瓢，在首阳山采薇为生。周武王伐纣时，他们“扣马而谏”：“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史记?伯夷列传》）武王灭商后，他们“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最终饿死在山中。他们的“让”与卫君的“争”形成伦理两极：一个为道义放弃权位，一个为权位背弃亲情。

“怨乎？”子贡的提问像探骊得珠，直击行为的动机与结果。他想知道：伯夷、叔齐付出饿死的代价，是否后悔？若有怨，则其行为的价值存疑；若无怨，则证明“仁”的价值超越生死。孔子的回答“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将行为的意义锚定在“求仁”的过程——他们追求的是“让国”的仁，最终实现了这一价值，故无怨无悔。

子贡退出驿馆时，北风更紧了，他对冉有说：“夫子不为也。”这个判断包含三层推理：伯夷、叔齐因“让”被称为贤人，卫君因“争”违背仁；夫子肯定前者，故必否定后者；“不为”不是弃权，而是坚守仁的底线。这种“闻一知二”的洞察力，让冉有想起子贡曾说“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论语?子张》），此刻他才窥见这“墙内”的一角风光。

三、求仁得仁：孔子的伦理标尺

“求仁而得仁”的“求”是主动追寻，“得”是价值实现，二者构成完整的伦理闭环。在孔子看来，道德价值不取决于结果是否“有利”，而取决于动机是否“合仁”。伯夷、叔齐的“求”是“让国”，符合“孝悌”之仁；他们的“得”不是君位，而是“仁”的实现，故“又何怨”。这种“动机论”的伦理观，与《论语?颜渊》“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的主张一致——仁的实现全在自身选择，与外在评价无关。

“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是最高道德准则，像一棵大树，“孝悌”是根，“爱人”是干，“礼敬”是叶。针对卫国局势，“仁”具体表现为“父慈子孝”“君礼臣忠”。卫君辄拒父归国，违背“孝”；蒯聩以武力争位，违背“礼”；双方都脱离了“仁”的根基，故孔子“不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