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8章 求仁得仁:夫子的抉择(2 / 5)
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卫君辄拒父归国违背“孝道”,蒯聩以子拒父违背“臣道”,二者皆有可议之处。冉有曾随孔子参与齐鲁夹谷之会,见过夫子如何以礼挫败齐国阴谋,此刻却看不清这场父子相残的乱局中,“道”该如何安放。
卫国的乱局是春秋“礼崩乐坏”的典型切片。《礼记?檀弓》记载“蒯聩之入卫也,载其首而归”——后来蒯聩攻入帝丘时,竟将辄的党羽公孙弥牟的首级载于车中示众,亲情早已被权力吞噬。孔子曾说“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论语?季氏》),卫国的“萧墙之祸”印证了他的预见:当宗法制度失去“仁”的内核,礼便成了空壳,最终必然崩塌。
二、子贡问仁:迂回中的智慧锋芒
子贡选择以“伯夷、叔齐”设问,像一位老练的工匠,用最温润的玉石打磨最锋利的刀刃。他深知直接问“夫子是否支持卫君”会陷入两难:若夫子肯定,则违背“孝”;若否定,则可能得罪卫君。这种迂回战术,与《礼记?经解》“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的方法一脉相承——通过类比彰显是非,让答案自现。
子贡的智慧并非偶然。《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他“利口巧辞”,曾代表鲁国出使齐国,“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靠的正是这种“以迂为直”的辩才。此刻他选择伯夷、叔齐,因这二人的故事在春秋时期是公认的“道德标杆”,《诗经?小雅?采薇》便暗咏其“不食周粟”之事,连山野村夫都能道出梗概。
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临终前指定叔齐继位。《史记?伯夷列传》记载:“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二人逃离时带走的只有一箪一瓢,在首阳山采薇为生。周武王伐纣时,他们“扣马而谏”:“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史记?伯夷列传》)武王灭商后,他们“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最终饿死在山中。他们的“让”与卫君的“争”形成伦理两极:一个为道义放弃权位,一个为权位背弃亲情。
“怨乎?”子贡的提问像探骊得珠,直击行为的动机与结果。他想知道:伯夷、叔齐付出饿死的代价,是否后悔?若有怨,则其行为的价值存疑;若无怨,则证明“仁”的价值超越生死。孔子的回答“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将行为的意义锚定在“求仁”的过程——他们追求的是“让国”的仁,最终实现了这一价值,故无怨无悔。
子贡退出驿馆时,北风更紧了,他对冉有说:“夫子不为也。”这个判断包含三层推理:伯夷、叔齐因“让”被称为贤人,卫君因“争”违背仁;夫子肯定前者,故必否定后者;“不为”不是弃权,而是坚守仁的底线。这种“闻一知二”的洞察力,让冉有想起子贡曾说“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论语?子张》),此刻他才窥见这“墙内”的一角风光。
三、求仁得仁:孔子的伦理标尺
“求仁而得仁”的“求”是主动追寻,“得”是价值实现,二者构成完整的伦理闭环。在孔子看来,道德价值不取决于结果是否“有利”,而取决于动机是否“合仁”。伯夷、叔齐的“求”是“让国”,符合“孝悌”之仁;他们的“得”不是君位,而是“仁”的实现,故“又何怨”。这种“动机论”的伦理观,与《论语?颜渊》“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的主张一致——仁的实现全在自身选择,与外在评价无关。
“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是最高道德准则,像一棵大树,“孝悌”是根,“爱人”是干,“礼敬”是叶。针对卫国局势,“仁”具体表现为“父慈子孝”“君礼臣忠”。卫君辄拒父归国,违背“孝”;蒯聩以武力争位,违背“礼”;双方都脱离了“仁”的根基,故孔子“不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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