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0章 千古仁君（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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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说，将“三冗”归咎于赵祯是不公平的，他其实是被他的爷爷和父亲以及他的老妈给合伙“坑”了一把，当他亲政时这些问题就已经存在且非常严重。除了“三冗”，宋朝在赵祯统治时期的另一个隐患便是关系到国家和百姓生存根本的土地问题。此时立国已满百年的宋朝土地兼并的现象已经日益严重，但盛世繁荣的巨大阴影掩盖了这个问题的存在，直到后来王安石开始变法并下令清查全国土地时才让这一问题彻底曝光于天下。也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会发现整天把天下兴亡和百姓疾苦放在嘴里的士大夫阶层（地主阶级）在个人私欲和国家利益的冲突面前到底是何等俊美的嘴脸。

以上的这些问题都事关宋朝的兴衰存亡，而赵祯要想解决它们唯有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才行。可悲的是，在他初掌大权的时候没人告诉他这些，更没人想着要立志于去解决这些问题，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所谓名臣都只能目及眼前而不能高屋建瓴，或者说他们不想那样去做，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份子。

赵祯统治时期堪称名臣能臣辈出，可这些人里面没有商鞅和张居正，虽然范仲淹曾经跳出来试图帮他走出困境，可改革刚一开始就遭遇到了重重阻力，到最后眼看整个官场行将被撕裂的赵祯自己也开始害怕了，庆历新政也就此无果而终。当王安石横空出世并再次向赵祯打出改革的红旗时，已经自身难保的赵祯更是彻底没了心气和力气。况且，即使他真有心去解决这些问题也是难于登天。

首先来看冗兵。整个两宋都处在严重的外患威胁之下，要想自保就得拥有足够强大的军力，这就是宋朝要聚兵百万的原因。若要让国家摆脱冗兵的问题就必然要裁军，可生存也很重要，这就需要在裁军的同时再精武。可是，精武正是宋朝的皇帝和文官集团所最为忌惮的，更是让他们谈之色变，因为这样做势必会让军队和武将的势力以及话语权不可避免地壮大继而威胁到现有的统治结构和模式。想想五代时期隔三岔五地换皇帝，而文官集团更是被武将们摁在地上任意摩擦，这种暗无天日的日子这些人可是打死也不想再看到，所以精武这条路不能走。如此逻辑思维之下，就只能屯兵，到头来裁军这事也不能干。

至于说冗官的问题，作为既得利益集团，文官们会心甘情愿地自断臂膀吗？会把吃进嘴里的东西吐出来吗？看看庆历新政主导者是什么下场？范仲淹下野之后再没有回到过京城直到病逝，富弼和韩琦外放十几年，直到最后举手投降方才入京。裁撤冗官等同于与整个官僚体系为敌，这无疑就是断人财路和仕途，而这无异于杀人父母，谁要敢做这样做，那么范仲淹等人就是他们的榜样。所以，这个问题也不好解决。

赵祯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作为“仁”宗，他能忍心看到因为改革而导致无数官员向他哭泣吗？他能忍心看到因为裁军而导致万千子民向他哭泣吗？再又想想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的百万裁军和国企改制，这种让无数家庭如坠冰窖但却功在社稷造福于后世的事赵祯能做得出来吗？范仲淹在庆历新政期间裁撤官员时曾对富弼说过一句经典之言：一家人哭好过一路人哭，但在赵祯这里却不是这样，他不想看到任何人哭，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他自己哭以及几十年后的靖康之难时那一大群人甚至是整个国家和民族一起痛苦——山河破碎，中原板荡。仁，妇人之仁，此心用以爱民即为善，用以治国即为罪——福泽当代却祸及后世。

以上种种，一言以蔽之，在站着死和躺着死之间，赵祯和宋朝的统治集团选择了后者，反正都是个死，不如安乐死，反正塌天之祸不会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这一切都将由他们的子孙后代去承担。如此说来，这仁宗之仁到底是仁还是罪呢？

以上是对内。至于对外，宋夏战争打成那个样子可以说是赵祯和宋朝的耻辱，而对辽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