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射礼中的君子之道 儒家竞技伦理的文明省思（3 / 6）

礼的哲学改造，如同一束光，照亮了不同时代的竞技伦理建构。

从汉代“射策”

取士到清代“武举”

制度，从“射圃”

到民间“射会”

，射礼的形式虽不断变迁，但其“以礼化争”

的精神内核始终存续。

（一）汉唐：制度化的竞技伦理

汉代“射策”

制度将射箭与选官结合，《汉书?萧望之传》记载：“望之以射策甲科为郎”

，但此时的“射”

已从身体竞技转向知识竞答，“策”

为竹简试题，“射”

为投射取题，体现了汉代“崇文抑武”

的政策转向。

这种转变在唐代“武举”

中得到修正，武则天设置“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

等科目，既考技术又察礼仪，如“马射”

要求“皆重铠，带弓箭，驰马若飞，左右射之”

，同时需遵守“先揖考官，次呈所射”

的礼仪规范，实现了“技”

与“礼”

的统一。

（二）宋明：理学化的竞技精神

宋代理学的兴起，使射礼从“技艺之学”

升华为“道德之学”

。

程颢在《河南程氏遗书》中提出：“射者，所以观德也。”

将射箭视为“格物致知”

的工夫，认为“弓矢审固，则心正矣；心正，则事正矣”

。

这种理念在白鹿洞的“射圃”

中具象化：生徒需定期习射，每次射前需朗诵《射义》章节，射后集体讨论“中与不中”

的道德寓意，使射礼成为“存天理，灭人欲”

的修养手段。

明代王阳明进一步将射礼与“心学”

结合，提出“射以观德，德本于心”

。

他在南赣剿匪期间，曾组织军民举行乡射礼，以“正心”

“睦邻”

为宗旨，将军事训练与道德教化结合，写下《南赣乡射礼》一文，详细规定“每岁孟冬，太守集士民于射圃，行三揖三让之礼，然后射”

，开创了“以礼治军”

的实践范式。

（三）清代：世俗化的竞技转型

清代“骑射”

作为满洲“根本”

，在保留军事功能的同时，进一步向世俗娱乐渗透。

北京的“善扑营”

本为宫廷摔跤机构，却衍生出民间“射虎社”

等竞技团体，其成员“衣短后之衣，执竹弓木矢，以射为戏”

，将射礼转化为市井娱乐。

在《红楼梦》第二十六回中，贾宝玉与薛蟠等人“在院内射鹄子取乐”

，射礼已从贵族礼仪变为富家公子的消遣，折射出传统竞技伦理的世俗化转型。

（四）辽金元：骑射文化的双向融合

辽代契丹族的“瑟瑟仪”

将射柳与祈雨结合，皇帝“射柳者以毡帽接地，得柳者欢呼，不得者以冠履罚之”

，既保留草原民族的竞技传统，又吸纳汉族礼仪元素。

元代“贵由赤”

（长跑比赛）与射礼并行，其“起自上都，至大都，越三时而后至”

的规则，体现了蒙古帝国对多元竞技文化的包容，这种“各美其美”

的竞技观，暗合孔子“和而不同”

的哲学。

（五）明清天主教文献中的射礼书写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详细记录了明代乡射礼的场景：“士大夫执弓而立，进退周旋必中礼，其容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