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章 以礼让兴国：儒家治世智慧的现代之光（2 / 7）

范例，展现了其对理想礼治社会的执着追求。

（三）让德的伦理哲学：从个人到家国

“让”作为儒家核心德目，其哲学根基源于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孟子提出“辞让之心，礼之端也”，将“让”视为人与生俱来的道德本能。在《孟子?公孙丑上》中，“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的经典比喻，生动说明“让”的本质是对他人生命价值的尊重，这种基于人性本善的伦理情感，构成了构建礼治社会的心理基础。当我们设身处地想象看到小孩即将掉入井中的场景，那种本能的担忧和想要施救的冲动，正是“让德”的萌芽体现。

从伦理实践层面看，“让”体现为对利益与权力的主动克制。泰伯“三以天下让”的典故，被孔子赞誉为“至德”。泰伯为成全父亲传位季历（周文王之父）的心愿，主动远走吴越之地。他带领族人跨越千山万水，历经艰难险阻，最终在江南地区落脚。在那里，他不仅避免了周部族内部的权力纷争，还将中原先进的文化、生产技术传播到当地，教当地人开垦农田、建造房屋、纺织衣物，开创了吴国文明。这种“让天下”的精神，与《礼记?礼运》描绘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大同理想相互呼应，共同构成儒家“以让去争”的治国逻辑。

二、历史长河中的礼治实践：成功与镜鉴

（一）治世典范：礼让构建的和谐图景

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堪称“礼让为国”的成功典范。汉文帝刘恒以孝闻名，其母薄太后患病时，他在病床前“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汤药非口亲尝弗进”。日复一日，汉文帝亲自侍奉母亲，端汤喂药，嘘寒问暖，这种至孝品德，不仅成为民间美谈，更转化为政治伦理，推动朝廷推行一系列仁政。汉文帝在位期间，多次下诏减免田租，将税率从“十五税一”降至“三十税一”，甚至一度全部免除田租；废除肉刑，以笞刑、劳役等相对温和的刑罚替代残害肢体的酷刑。想象当时的农村，农民们在减轻赋税的政策下，脸上洋溢着喜悦，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在选官制度上，他采纳贾谊建议，设立“三老”制度，选拔民间德高望重者参与地方治理，将礼治精神渗透到基层社会，使西汉初期出现“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的繁荣景象。

唐代“贞观之治”的礼治实践，更具制度创新色彩。《贞观政要》详细记载了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征等大臣的“君臣论治”。李世民多次强调“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君臣互动原则，将礼治理念融入政治生态建设。在朝堂之上，李世民虚心听取大臣们的意见，与魏征等大臣激烈讨论治国方略，尊重他们的见解；而大臣们也心怀忠诚，直言进谏。在法律层面，《唐律疏议》将“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等十种重罪）之首定为危害礼制秩序的行为，以法律形式维护等级制度；同时，设立“义仓”制度，要求百姓每年缴纳一定粮食存入义仓，遇灾年时开仓赈济，体现“老有所终”的礼治理想。日本遣唐使吉备真备在其《私记》中，生动记录长安宫廷礼仪：“凡朝会之仪，文武班列，尊卑有序，让而不竞，威而不猛”，展现了礼治社会井然有序、和谐谦让的独特魅力。我们仿佛能看到长安宫殿中，官员们身着整齐的官服，按照品级依次排列，在朝会中相互谦让，讨论国事的庄重场景。

（二）衰世警示：礼崩让失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期郑国“子产铸刑书”事件，是礼治崩溃的重要标志。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将刑法条文铸于鼎上，公之于众。这一举措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国家权威，提高了法律的透明度，但也意味着传统依靠礼制进行道德约束的治理模式逐渐瓦解。正如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