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章 以礼让兴国：儒家治世智慧的现代之光（3 / 7）

批评：“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当“让德”被功利主义取代，郑国虽在子产执政时短暂强盛，但随着时间推移，内部矛盾逐渐激化，外部在战国列强争霸的激烈角逐中，因缺乏礼治凝聚人心，最终走向衰落，成为“礼崩乐坏”引发国家衰败的典型案例。

明朝中后期的官场腐败，更是“不能以礼让为国”的深刻教训。张居正改革虽一度振兴国势，但未能从根本上扭转“争权夺利”的官场风气。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持续长达15年之久。群臣围绕太子朱常洛与福王朱常洵的储位问题争执不下，内阁首辅申时行、王锡爵等重臣卷入其中，甚至出现官员因直言进谏被“廷杖致死”的极端情况。想象当时的朝堂，大臣们分成不同派别，相互攻击，争吵声此起彼伏，完全不顾及朝廷的整体利益。这种“以争代让”的政治生态，严重消耗了明朝的统治根基，导致党争不断、内耗加剧。正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痛心疾首地指出：“礼亡而争起，争起而国危。”明朝最终在内忧外患中走向覆灭，为后人留下深刻的历史警示。

三、礼治思想的哲学解码：伦理与政治的共生

（一）礼的现代性：从差序到契约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差序格局”理论，精准剖析了传统礼治的社会结构特征。在以宗法关系为核心的传统社会中，人们以自我为中心，按照血缘、地缘等亲疏关系，形成“己—家—国—天下”的伦理链条。这种结构在当代社会依然存在，并转化为“熟人社会”的治理惯性。浙江“枫桥经验”便是典型例证，当地通过乡规民约、宗族调解等传统方式，将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在枫桥的村落里，邻里之间发生矛盾，往往会请德高望重的长者或宗族长辈进行调解，大家遵循传统的礼治规范，相互谦让，最终达成和解，展现了礼治传统与现代基层治理的有机融合。

从契约社会的视角来看，“礼”本质上是一种非正式制度。根据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社会治理体系由正式制度（如法律）与非正式制度（如道德、习俗）共同构成。日本企业的“年功序列制”深受儒家礼制影响，该制度通过论资排辈的晋升规则，减少内部竞争，增强员工归属感。以松下、丰田等企业为例，新员工进入企业后，会受到老员工的悉心指导，大家在工作中相互协作、顾全大局，形成独特的团队精神，充分印证了礼治思想在现代组织管理中的强大生命力。

（二）让德的经济学诠释：超越零和博弈

行为经济学的“最后通牒实验”，为“让德”提供了科学依据。实验中，提议者分配一笔金钱，回应者若接受分配方案则双方按此分钱，若拒绝则双方都得不到钱。实验结果显示，当分配方案低于总金额的20%时，回应者通常会拒绝。这表明人类具有天然的公平偏好，适度让利能增进合作收益，而过度逐利往往导致交易破裂。春秋时期弦高“犒师救国”的故事，便是“让德”实现博弈均衡的生动案例。弦高以商人身份偶遇准备偷袭郑国的秦军，他果断拿出自己的货物犒劳秦军，看似损失财物，却成功迷惑秦军，避免了郑国被灭，实现了“让小利存大义”的智慧抉择。想象当时弦高面对秦军的紧张场景，他临危不惧，巧妙运用“让德”策略，为国家赢得了生机。

在公共选择理论框架下，“让”是破解“公地悲剧”的有效策略。以内蒙古草原的“草畜平衡”制度为例，牧民们通过协商划定放牧区域，主动放弃过度放牧带来的短期利益，以换取草场生态的长期可持续性。在草原上，牧民们围坐在一起，共同商讨放牧规则，为了草原的长远发展，大家相互谦让，合理规划放牧区域。这种现代“让德”实践，与《礼记?月令》中“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毋覆巢”的古训一脉相承，体现了不同时代人们对长远利益与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