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2章 中庸至德：久湮的中道之光（1 / 6）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孔子在杏坛讲授《诗》《书》时，见弟子们为“勇”与“怯”、“刚”与“柔”争论不休，放下手中的竹简长叹：“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秋日的阳光穿过梧桐叶，在弟子们的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这句感叹如同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激荡出绵延不绝的涟漪。中庸不是平庸的折中，而是“过犹不及”的智慧；不是随波逐流的妥协，而是“执两用中”的坚定。从孔门弟子的践行到当代人的追寻，这条“中庸”之路，始终是人类面对复杂世界的指南针，只是在漫长的岁月中，它的光芒常被极端与偏执所遮蔽。

一、中庸溯源：从“中”到“中庸”的思想演进

“中”的观念在中华文明中源远流长，远早于孔子的时代。殷墟甲骨文中的“中”字，像一面飘扬的旗帜，本义是“中央”“居中”，引申为“不偏不倚”的状态。《尚书?大禹谟》记载“允执厥中”，是舜传给禹的治国箴言，意为真诚地坚持中道；《周易?泰卦》“中以行愿”，《否卦》“大人否亨，不乱群也”，都蕴含着“中则吉，偏则凶”的朴素智慧。这些早期的“中”思想，为孔子“中庸”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西周的礼乐制度，是“中”的理念在制度层面的体现。《周礼?天官?大宰》“以安邦国，以宁万民，以怀宾客”，强调治国需“和而不同”；《礼记?乐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认为礼乐的本质是“和序相济”，避免过与不及。周公制礼作乐时，既反对殷商的酗酒淫逸（过），又不赞同过度禁欲（不及），而是“制礼以节事，作乐以导志”，这种“节”与“导”的平衡，正是“中”的实践。

春秋时期的晏婴，以“和而不同”诠释了“中”的内涵。他在回答齐景公“和与同异乎”时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认为真正的和谐如同调味，需“济其不及，以泄其过”，而非简单的同一。晏婴还以君臣关系为例：“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这种既不盲从又不固执的态度，正是“中”的智慧，对孔子中庸思想的形成有直接影响。

孔子将“中”与“庸”结合，提出“中庸”概念，使其从朴素的平衡观念升华为系统的道德哲学。“庸”在《说文解字》中为“用也”，“中庸”即“用中”，将“不偏不倚”的原则应用于日常实践。他说“过犹不及”（《论语?先进》），以子张的“过”与子夏的“不及”为例，说明二者同样偏离正道；又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强调中庸不是无原则的调和，而是在差异中寻求和谐。这种思想的创新在于：它将“中”从外在的行为规范内化为“德”的核心，成为君子修身的最高境界。

二、中庸之德：过犹不及的智慧刻度

中庸的核心是“过犹不及”，这一智慧刻度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体现。饮食上，“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论语?乡党》）是对品质的追求，而“不多食”“酒不及乱”则是对节制的坚守，二者结合便是饮食上的中庸；言行上，“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是对“言过其实”的警惕，“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是对“行不及言”的纠正，平衡二者便是言行上的中庸。这种“度”的把握，是中庸最难也最珍贵的地方。

在政治领域，中庸表现为“宽猛相济”的治理艺术。孔子在评论郑国子产的治国方略时说：“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子产临终前告诫继任者子大叔“唯有德者能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