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2章 中庸至德：久湮的中道之光（2 / 6）

宽服民，其次莫如猛”，正是对中庸之道的践行。春秋时期的齐国，管仲既推行“相地而衰征”的改革（猛），又实行“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富民政策（宽），使齐国“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展现了政治中庸的成效。

在个人修养上，中庸体现为“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的人格特质。孔子本人便是这种特质的典范：他对待弟子“因材施教”，对子路的“过”加以约束，对冉有的“不及”加以鼓励；他周游列国时，既“危行言逊”以避祸，又“知其不可而为之”以行道；他评价人物，既肯定管仲的“如其仁”，又批评其“器小”，这种全面辩证的态度，正是中庸的人格化。

中庸还意味着在原则与权变之间找到平衡。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权”即通权达变，是中庸的高级形态。“嫂溺，援之以手”（《孟子?离娄上》）的典故，生动诠释了这种权变：“男女授受不亲”是常规原则（经），“嫂溺援之以手”是特殊情况下的权变（权），二者都是中庸的体现，因为它们都符合“义”的根本要求。

三、民鲜久矣：中庸失落的历史轨迹

孔子感叹“民鲜久矣”，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对春秋时期中庸之道逐渐失落的敏锐洞察。周平王东迁后，“礼崩乐坏”，诸侯争霸，大夫专权，整个社会陷入“过”与“不及”的极端：晋献公“骊姬之乱”废长立幼（过），齐桓公晚年任用奸佞（过），宋襄公“泓水之战”迂腐守礼（不及），这些都是偏离中庸的典型案例，孔子目睹了这一切，才发出如此深沉的感叹。

战国时期，中庸之道进一步被边缘化。诸子百家虽各有建树，却多走向极端：墨子“兼爱”“非攻”，否定差序之爱（不及）；杨朱“为我”“贵己”，否定社会责任（过）；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否定道德教化（过）；道家“绝圣弃智”“小国寡民”，否定文明进步（不及）。孟子批评“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正是对这种极端化倾向的批判。

秦汉时期，中庸思想在实践中遭遇曲折。秦始皇“焚书坑儒”“严刑峻法”，是“过”的极致；汉初“无为而治”，虽一度恢复生机，却导致诸侯坐大（七国之乱），是“不及”的表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看似推崇儒家，实则“外儒内法”，将中庸异化为“霸王道杂之”的权术，失去了其“至德”的本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将“中”神秘化为“天之道”，却在实践中沦为谶纬迷信的工具。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盛行，放达之风取代了中庸。“竹林七贤”追求“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阮籍“礼岂为我辈设也”，这种对礼教的极端反抗，是对“过”的另一种演绎；而佛教的传入，虽带来新的思想资源，却也导致“因果报应”“出世修行”等观念盛行，与中庸的“入世”精神形成张力，进一步加剧了“民鲜久矣”的局面。

唐宋时期，中庸思想虽有复兴，却仍未完全回归本真。韩愈倡导“古文运动”，试图重振儒家道统，却过于强调“排佛老”的极端；程朱理学将“中庸”纳入“天理”体系，“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虽强调“中”，却带有禁欲主义色彩（过）；陆王心学主张“心即理”，虽重视内在觉悟，却有时忽视外在规范（不及）。这种理论上的偏颇，使中庸之道始终未能真正深入人心。

明清时期，中庸逐渐沦为“乡愿”的代名词。《论语?阳货》中孔子批评“乡愿，德之贼也”，乡愿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的伪君子，与真正的中庸有本质区别。明清官场的“和稀泥”“打圆场”，民间的“不得罪人”“明哲保身”，都是对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