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6章 孔门四忧：修行的警钟（1 / 6）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孔子在鲁哀公十六年的暮春，拄着拐杖站在杏坛上，望着满地落英长叹。弟子们围拢过来，见他手中竹简上写着“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便问：“夫子为何事忧虑？”孔子抬起布满皱纹的脸，目光掠过远方的泰山：“这四件事，是我终生的忧虑啊。”话音未落，一阵风吹过，卷起几片杏花，仿佛为这句警示添上注脚。这“四忧”如四面镜子，照见人性的短板；又如四面警钟，提醒着修行的方向——修德是立身之本，讲学是传薪之责，徙义是践行之要，改过是进步之途。从孔门弟子的践行到当代人的自省，这“四忧”始终是文明进阶的清醒剂。

一、德之不修：品德修养的荒芜

“德之不修”的“德”，在孔子眼中是“仁”的外显，《说文解字》“德，升也”，引申为“德行”，即内心的仁心外化为行为的准则。孔子强调“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认为德是个人立足与社会治理的根基。“不修”并非全然无德，而是“虽有仁心，不常修养”，如《论语?阳货》“乡原，德之贼也”，乡愿看似有德，实则因不修而沦为伪善。

孔子本人“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曾子转述），将修德化为日常功课。他“过则勿惮改”，在周游列国时，因“见南子”遭子路质疑，便“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以自省回应质疑；在陈绝粮时，“从者病，莫能兴”，仍“讲诵弦歌不衰”（《史记?孔子世家》），以坚韧修持品德。这种“不间断”的修德，使他“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达到德的至高境界。

“德之不修”的危害，在历史中多有印证。春秋时期的晋灵公，“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左传?宣公二年》），不修德而施暴政，最终被赵穿弑杀；战国时期的庞涓，因嫉妒孙膑才能而设计陷害，“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不修德而逞私怨，最终在马陵之战中兵败身亡。这些案例印证了孔子的忧虑——不修德者，虽能得逞一时，终难善终。

修德的典范，首推颜回。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在贫困中坚守“仁”的品德；“不迁怒，不贰过”（《论语?雍也》），以自省修德，孔子赞其“其心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颜回的修德不是刻意做作，而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卫风?淇奥》）的自然养成，正如《周易?乾卦》“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修德需趁时精进。

汉代的董仲舒，将修德与“天人感应”结合，提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认为“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举贤良对策》）。他本人“三年不窥园”，潜心修学修德，“进退容止，非礼不行”（《汉书?董仲舒传》），这种“内外兼修”使他既能“推明孔氏”，又能“为群儒首”，将修德从个人修养升华为治国理念。

宋代的周敦颐，以“主静”修德，提出“无欲故静”（《太极图说》）。他在《通书》中说“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认为修德的核心是“诚”。周敦颐任南安军司理参军时，“有囚法不当死，转运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众莫敢争，敦颐独与之辩，不听，乃委手版归，将弃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宋史?周敦颐传》），以行动践行修德，这种“宁弃官不违德”的坚守，正是“修德”的真谛。

当代社会，“德之不修”表现为功利主义对道德的侵蚀——有人为名利不择手段，如“学术造假”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