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6章 孔门四忧：修行的警钟（2 / 6）

背诚信之德；有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缺失见义勇为之德。但也有“感动中国”人物如张桂梅，数十年如一日坚守教育岗位，以“病躯办学”修奉献之德；王顺友“马班邮路”二十年，以“送信不辍”修责任之德。这些例子证明，修德仍是当代人的精神刚需，正如孔子所言“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

二、学之不讲：学问传承的断裂

“学之不讲”的“学”，不仅是知识积累，更是“学道”——对仁、义、礼、智的探求；“讲”是“讲习”“传授”，如《论语?先进》“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通过问答讲习，使学问内化。“不讲”并非无知，而是“有学不传”，如《礼记?学记》“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最终导致学问失传。

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将讲学视为使命。他在杏坛“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采用“因材施教”的讲学方式：对“朽木不可雕也”的宰我，仍耐心引导；对“野人也，不如儒生”的子路，循循善诱；对“回也闻一以知十”的颜回，深入探讨。这种“有教无类”的讲学，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垄断，使学问走向民间。

“学之不讲”的后果，是文明的断裂。战国时期的墨家，因墨子后学“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韩非子?显学》）各执一词，不讲学交流，最终“墨离为三”，逐渐衰落；汉代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因“各守师说，不讲融通”，导致经学分裂，“博士弟子”只能“专经学习”，难以贯通六经。这些历史教训印证了孔子的忧虑——不讲学则学问僵化，传承断裂。

讲学的典范，莫过于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战国时期的齐国稷下学宫，“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学者们“讲学不辍”，孟子与淳于髡论辩“男女授受不亲”，荀子与稷下先生探讨“性恶论”，这种“讲中学，学中讲”的氛围，使稷下学宫成为“百家争鸣”的摇篮，推动了学术的繁荣。

唐代的孔颖达，主编《五经正义》，通过“讲学论辩”统一经学。他召集“国子博士、太学博士”等学者，“共参议得失”，对《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的各家注释“详加考订，去其异端，存其正义”（《旧唐书?孔颖达传》）。在编撰过程中，孔颖达“每与诸儒论难，必据理以折之”，这种“讲学式编撰”使《五经正义》成为唐代科举的标准教材，实现了经学的系统传承。

宋代的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授徒”，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明确“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将“讲学”与“践行”结合。他“每休沐日，诸生环立，请益不倦，先生倾竭告之，略无倦色”（《朱子语类》），甚至“病中讲学不辍”，弟子记录其言论编成《朱子语类》，这种“讲学不息”使理学思想传遍天下，“自熹没，其学为世所宗，谓之程朱学派”（《宋史?朱熹传》）。

当代的“讲学”形式虽变，精神仍在。高校的“慕课”（ooc）让优质课程跨越地域（如北京大学《论语精读》在线课程惠及百万学习者）；社区的“百姓讲堂”将学问生活化（如北京西城区“宣南文化讲堂”讲解胡同里的历史）；网络的“知识分享”平台（如知乎、得到）使“讲学”突破时空。这些实践证明，“讲学”仍是知识传播、思想交流的重要方式，正如孔子所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讲学的快乐古今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