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6章 孔门四忧：修行的警钟（4 / 6）

改”，如“小人之过也必文”（《论语?子张》），以掩饰而非修正，导致停滞不前。

孔子本人“过则必改”，在周游列国时“子见南子，子路不说”，便“矢之曰”自证（《论语?雍也》），以坦诚回应质疑；“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承认“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以自省道出对乐的沉迷；“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论语?八佾》），既批评冉有，也反思自己“未能教好弟子”。这种“改过”的自觉，使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不善不能改”的悲剧，在历史中反复上演。商纣王“知过而不改”，大臣比干“强谏纣”，纣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遂“剖比干，观其心”（《史记?殷本纪》），最终“武王伐纣，纣兵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隋炀帝“自负才学”，臣下“有谏者辄杀之”，如“薛道衡因‘空梁落燕泥’诗句遭忌被杀”，明知“大兴土木、三征高丽”是错却“执迷不悟”，最终“江都兵变”被杀，印证了“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的古训。

“改过”的典范，首推唐太宗李世民。他“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徵传》），重用魏徵等谏臣，“魏徵前后陈谏二百余事，皆切中时弊”，即便“龙颜大怒”，仍“纳谏改过”。如贞观四年，太宗欲修洛阳宫，张玄素谏“陛下初平东都，曾观广殿，皆撤毁之，此天下所共知也。今复修之，是隋役又兴”，太宗“叹曰：‘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遂停作，赐玄素彩二百匹”（《贞观政要?纳谏》），这种“从谏如流”的改过，成就了“贞观之治”。

宋代的司马光，晚年“着《资治通鉴》，因‘失察’而误记史实，闻过即改”。《资治通鉴》初刊后，学者刘恕发现“关于唐代牛李党争”的记载有误，司马光“闻之，欣然曰：‘微君，吾几误矣！’”，立即“重加考订，修正其误”（《宋史?刘恕传》）。他在《训俭示康》中反思自己“少时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不敢服垢弊以矫俗干名”，却曾“得家书，言‘京师物价高，居大不易’，遂稍增用度”，便“深自悔责，其后终身俭素”，这种“改过”的坦诚，使《资治通鉴》成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史学名着。

明代的徐光启，“向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学习天文历法，知旧历之误而改之”。他发现“大统历（明代官方历法）多有误差”，便“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引入西方科学方法”，主持编撰《崇祯历书》，“考正历法，修正误差”（《明史?徐光启传》）。面对“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质疑，徐光启“据理力争，谓‘苟利于国，何论古今’”，这种“学术上的改过”，推动了中国古代历法的进步，为中西文化交流开辟了道路。

当代的“改过”，从个人到社会都有体现：个人通过“自我批评”提升（如企业员工的“复盘会”反思工作失误）；企业通过“产品迭代”修正缺陷（如苹果公司每年更新iphone系统修复漏洞）；社会通过“制度完善”纠正偏差（如中国“收容制度”的废除与“救助管理办法”的实施）。这些实践证明，“改过”是个人成长与社会进步的动力，正如陶行知所言“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而改过是行动的修正器。

五、四忧相连：孔子忧虑的深层逻辑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四者并非孤立，而是环环相扣的有机整体：修德是根基，无德则学、义、改皆失方向；讲学是途径，不学则德无进、义不明、改无据；徙义是实践，不义则德为空、学无用、改无标；改过是保障，不改则德难进、学难深、义难行。孔子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