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2章 隋汉王谅府掾徐善（2 / 2）

后，身处并州的杨谅“内自疑惧，潜蓄异志”，开始暗中囤积粮草、打造兵器，图谋自保。作为王府核心佐官，徐善对杨谅的异动心知肚明，陷入了“尽忠亲王”与“恪守朝制”的两难境地。

据《隋书》旁证记载，徐善曾多次以“边事为重，不宜内耗”为由委婉劝谏，建议杨谅“谨守藩臣本分，以释上疑”，但未被采纳。仁寿四年（604年），隋文帝驾崩，杨广即位后召杨谅入朝，杨谅遂以“清君侧”为名起兵反叛，号称三十万大军直指洛阳。叛乱爆发后，徐善面临最终抉择：参与叛乱则违背君臣大义，抽身离去则难逃追责。史料虽未明确记载其具体行动，但结合同期王府僚属的境遇推测，徐善大概率未直接参与军事行动，而是选择“称疾闭门”，试图置身事外——这与裴仁基等苦谏被囚的强硬态度、以及杜之亮等直接参与叛乱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

杨谅发动的这场叛乱，来势汹汹，但仅仅持续了短短两个月时间，就被杨素轻而易举地平定了下来。随着杨谅的失败，他的王府僚属们也纷纷遭殃，大多都被牵连进了这场叛乱之中，遭受了严厉的惩处。

那些被视为核心谋士的人，因为直接参与了叛乱的策划和组织，被毫不留情地处以死刑。而那些军事将领们，则因为在叛乱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被流放到了岭南地区，远离中原，饱受困苦。至于那些行政佐官们，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叛乱，但由于他们身处于王府要职，却未能及时察觉并揭发杨谅的谋反行为，因此也难辞其咎，根据他们各自参与的程度，分别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置。

然而，在这众多受到牵连的僚属当中，有一个人却显得与众不同，他就是徐善。尽管徐善同样身系王府要职，但他最终却仅仅被免官，而没有遭受更为严厉的惩罚。这其中的原因，或许与他此前的一些行为有关。

据史书记载，徐善曾经对杨谅的一些行为提出过劝谏，虽然这些劝谏并没有能够阻止杨谅最终走上叛乱之路，但至少说明徐善在一定程度上对杨谅的行为持有保留态度。此外，徐善也并未直接参与到叛乱的实际行动中，这一点或许也是他能够逃过一劫的重要原因。

被免官之后的徐善，选择了闭门不出，将自己的生活重心完全转移到了对经史的研读和自娱自乐上。就这样，他在故乡度过了平静的余生，再也没有涉足官场。最终，在贞观初年，徐善在家乡病逝，结束了他的一生。

徐善的生平事迹，是隋代藩王制度与政治生态的生动缩影。其职位“王府掾”的职能设定，既体现了隋文帝“以佐官制亲王”的制衡思路，又暴露了藩王权势过大导致的“佐官两难”困境——当亲王与朝廷对立时，佐官往往沦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徐善的遭遇并非个例，隋代多位藩王府掾均因类似原因浮沉，这一现象直接推动了唐代对王府官制的改革，将掾属的任免权收归中央，避免重蹈覆辙。

作为基层行政官员的代表，徐善在并州的政务实践展现了隋代“务实治国”的行政风格。他既注重制度规范，又兼顾实际情况，其政务举措既维护了王府利益，又兼顾了地方稳定，体现了隋初官僚体系的高效性。而其在叛乱中的隐忍抉择，则反映了普通官员在皇权斗争中的无奈与自保智慧。相较于历史上的名臣猛将，徐善虽无惊天动地的功绩，却以其具体而微的经历，为我们理解隋代政治运作的细节提供了珍贵的微观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