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2章 慎言三境：孔子罕言利命仁的智慧（1 / 6）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子曰：“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中的这句记载，看似简单，却蕴含着孔子对人生核心命题的深刻思考。“罕言”并非“不言”，而是“不轻易言说”——对“利”（利益），他克制言说，避免世人陷入功利迷障；对“命”（天命），他审慎言说，引导众人敬畏却不盲从；对“仁”（仁德），他深沉言说，将其作为毕生践行的信仰而非空谈的口号。春秋时期，社会动荡，功利主义盛行，人们或追逐私利而背弃道德，或盲从天命而放弃努力，或空谈仁德而缺乏实践。孔子的“罕言”，正是对这些乱象的清醒回应，为后世划定了对待利益、天命与仁德的理性边界。在当代社会，利益诱惑、命运困惑、道德滑坡等问题依然存在，重新审视“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对构建健康价值观、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溯源：春秋社会背景下的“利”“命”“仁”困境

要理解孔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的深意，需先回到春秋时期的社会语境，看清当时人们在“利”“命”“仁”三个维度面临的普遍困境——正是这些困境，让孔子选择以“罕言”的方式，传递审慎与理性的态度。

（一）“利”的泛滥：功利至上，道德滑坡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原有的“以义为上”的价值观逐渐被“以利为先”取代。诸侯为争夺土地、人口与财富，频繁发动战争，如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的表象下，实则是为了齐国的霸权与利益；卿大夫为谋取私利，相互倾轧，甚至弑君夺权，如鲁国的季孙氏“三分公室”，将国家权力与利益据为己有；普通民众也受此影响，为追求眼前利益，背弃道德规范，出现“父子相残”“兄弟反目”的现象。

《左传》中记载的“郑伯克段于鄢”，便是功利至上的典型案例：郑庄公为巩固权力，纵容弟弟共叔段扩张势力，待其叛乱后再一举铲除，表面是“维护国法”，实则是为了个人权位，完全不顾兄弟亲情；共叔段则为争夺王位，不惜背叛兄长，最终落得逃亡的下场。这种“为利弃义”的行为，在春秋时期屡见不鲜，导致社会道德滑坡，人际关系紧张。孔子目睹此景，深知过度言说“利”会加剧功利主义泛滥，因此选择“罕言利”，引导世人关注“义”而非“利”，重建道德秩序。

（二）“命”的迷思：盲从天命，放弃进取

春秋时期，人们对“天命”的认知存在严重误区——或将“天命”视为不可抗拒的神秘力量，遇到困境便归咎于“天命”，放弃主观努力；或借“天命”之名行不义之事，将自己的贪婪与暴虐归咎于“天意”，如商纣王曾称“我生不有命在天”，认为自己的统治由天命注定，从而肆意暴虐。

这种对“天命”的迷思，导致社会缺乏进取精神：诸侯面对强国入侵，不思考如何富国强兵，反而认为“天命如此，不可抗拒”；士人面对仕途不顺，不反思自身能力与品德，反而感叹“命途多舛，天意难违”；百姓面对生活困苦，不努力耕作与改变，反而信奉“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孔子认为，过度言说“命”会让人陷入宿命论，丧失奋斗的动力，因此选择“罕言命”，既承认天命的存在，又强调“尽人事”的重要性，引导世人在敬畏天命的同时，积极进取。

（三）“仁”的空谈：口说仁德，行不符言

春秋时期，“仁”成为许多人标榜的道德口号，但真正践行“仁”的人却寥寥无几。诸侯表面标榜“仁政”，实则推行暴政；卿大夫表面宣扬“仁爱”，实则欺压百姓；士人表面谈论“仁德”，实则为谋取官职而不择手段。这种“口说仁而身不行”的空谈，让“仁”沦为虚伪的外衣，失去了其原本的道德价值。

例如，齐桓公曾以“尊王攘夷”为口号，标榜自己“仁政爱民”，